收音机里正在播送天气预报：“今明两天有浮尘天气，市民们尽量减少外出，必要时可带防毒面具。”我怀疑自己的耳朵，这里既不是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要防止萨达姆的化学武器飞来爆炸，也不是日本的地铁车站，没准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分子施放沙林毒气，而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西子湖畔，我远在额济纳的友人脚下的沙尘，你不请自来了。

　　“风起西伯利亚，沙起额济纳”，从这句民谚中我猜出杭州的沙尘大概来自额济纳旗。我是半年前聆听到这句话的。那是我离开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前夜，在旗府所在地达来湖布镇旗宾馆前的一家小吃铺里，店主对风尘仆仆背着摄影包的我大惑不解时说的。看着夕阳坠入大漠，我才告别了胡杨林回到达镇，进了这家小店要了一碗水饺填肚子。客人不多，店主是一位６０岁左右的老大爷，边包饺子边和我聊天。“常见像你这样外地来的摄影师，额旗有什么好看的？”我说：“胡杨树，怪树林，黑城子，巴丹吉林沙漠，都挺有意思。”“有意思，我看你是有病！”老人提高了嗓门，愤愤地说：“中国最穷的地方，最苦的地方，最旱的地方，我看就是额济纳旗。你知道冬天和春天是什么模样？风沙刮得昏天黑地，还一年到头不下雨，不下雪。年降水量多少？７个毫米。你觉得碗里的水味道怎样？”

　　我尝了一口，回答他：“是有些怪味。井里的地下水吧。”

　　店主说：“这水送到北京去化验，专家说矿物质超标几百倍，根本不能喝。可我们不喝它又能喝什么，像胡杨那样渴死吗？几十年前胡杨还成片成林，现在一多半枯死了，就是你看到的怪树林那样。东西居延海，存在了几千几万年，１９９２年也干了，成了沙漠的一部分。就怕达镇也跟几百年前的黑城子一样，被流沙给‘淹’了。”

　　我问道：“政府有没有治理沙漠化的措施呢？”

　　老人说：“嘴上喊防沙治沙又有什么用！额旗除了羊和骆驼，别的都不出。蒙族牧民一家子就养几百只山羊，过度放牧，把草都啃光了，过几年恐怕连骆驼都养不活了。额旗呀额旗，是个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回来的地方。我在这儿几十年了，又能上哪儿去呢。陪风沙到老吧！”

　　我揣上善良的老人给我归途上吃的一只大饼，一步拖一步地回到宾馆。床上辗转反侧，想着几年来的经历。

　　３年前的夏天，我从呼和浩特坐火车去包头，车窗外闪动着连绵不绝的山峦，却几乎见不着树木，使我这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好生诧异：“这叫什么山！”座位对面一位戴眼镜的陌生男子搭我的腔：“大青山，阴山山脉的一部分，就是古代《敕勒歌》风光的所在地。”我更奇怪了；“前几天我去希拉穆仁草原，草原上的草还没我脚脖子高，远看绿油油，近照瘌痢头，哪有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当地人称作‘老鼠跑过现脊梁’。还有，怎么草原也跟军事基地一样，一块块用铁丝网圈起来呢？”他苦笑一声：“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你想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好的草场越来越少，这么多牲畜，草哪里够吃，只好先圈起一块，让草长得高些，再让牛羊进来。算是一种轮作吧。其实也无济于事。嗨，铁路线两边的土默特左右旗，在过去还是很富庶的。山上松柏成林，远远望去，岚光翠蕴，青葱如画，所以叫大青山。现在可好，搞什么毁林毁草种粮食，收的还没种的多，却弄得寸木不留，难怪你眼前尽是光秃秃的。哎，你去包头有事？”

　　“去伊金霍洛旗瞻仰成吉思汗陵。”我回答他。

　　“草原废了，也就没了蒙古骑兵的骠悍，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再也不会天下无敌了。好事一桩。”听了他的调侃，我却笑不起来。

　　又过了一年，我沿着十八盘的山路攀上了湖北神农架的顶峰神农顶。仍让我奇怪的是，这片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的“试验田”里，除了少量灌木，大树并不多。当地的土家族人告诉我，神农架人伐了５０年树木，直到１９９８年政府才下令自８月１日起禁伐。其实，除了交通极为不便的深山，神农架的主要林区已无可伐之树了。当地的森工企业无事可做，日子都不知怎么过，遑论什么‘野人’。”

　　再向南行，我来到云贵高原。进入横断山脉，金沙江水混浊不堪，两岸峭壁上裸露着大片石土，树呢？我看见了，在简易的山间公路上载重汽车满载着粗大的圆木。“不是说夏天长江发洪水后上游禁伐森林吗？”我不解地问邻座。这位藏族干部告诉我：“是几年前伐下的，总不能都烂在山里啊。”

　　在贵州凯里的雷公山区，我看见当地苗族山民依旧砍柴为生，而他们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只能吃地瓜藤煮成的粥。一户苗民一天烧三四十斤柴，一年不就是烧掉一个小山头的树林吗。这对植被的破坏有多大。我问当地群众：“你们不可以烧煤、用电吗？”

　　“没有公路，煤从哪里运进来；许多山民年收入只有５元钱，用得起电吗？这山是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靠山吃山，谁能管得了砍树。”我听到的就是这样的答案。

　　人定胜天吗？人类能够无休止地掠夺曾经创造并养育了他们的大自然“母亲”吗？我带着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学说的怀疑踏上了此次额济纳之旅。大西北的秋季也有江南般风和日丽的天空，载着我的长途班车从甘肃酒泉出发，途经金塔市，上来十几位棉袄上粘满污垢的农民，每人扛着数只大麻袋，一两个小时后又陆续下了车。麦客？戈壁滩上没有麦子啊。“是挖甘草的农民。”我在车上新结识的朋友额旗城建站的多兆礼告诉我。这一带仅有的野生经济植物就是甘草、发菜和肉苁蓉。想发财的农民成群结队地滥挖甘草，滥搂发菜，杀鸡取卵式地把地翻了个遍，破坏了最后一点脆弱的地表植被。１１.４万平方公里的额济纳旗将来只有一样特产——风沙，那是一个比浙江省还大的沙尘暴发源地啊。

　　我问多兆礼：“你在额济纳生活习惯吗？”

　　“国家每年花几千万财政补贴给额旗，肯定不会获得什么经济效益，只是让我们把守住这个边关。如果成了无人区，说得清若干年后还是中国领土吗？再艰苦，我也不会离开。只是不知道达来湖布镇还能在沙漠中坚持几年。镇北八道桥公路已经被流沙淹没改了几次道了。”多兆礼抬起他那张苍黄的脸，他才３０多岁。

　　天蒙蒙亮，我打住思绪，起身收拾行装准备离开达镇。空寂的街上只响着我独自背着行囊的脚步，边陲的晨风中已经拂着刺骨的寒意，望着街心中纪念土尔扈特人东归的骏马雕像，我不由自主地哼起歌来：

　　“大风起兮云飞扬，”

　　不对。在额旗拍了近１０年胡杨的杭州摄影家朱春树昨天对我说：“额旗的天空很少有云，没水气嘛。沙尘倒是无处不在。”

    ——应该叫“尘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居延海底朝天了，青海湖缩小了，洱海污染了，“海”已变成荒漠。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猛士兮，怨士兮，苦士兮，无可奈何之士兮？

　　朝阳爬上了戈壁中一株孤独的胡杨树梢，几片金黄色的树叶从残秃衰败的枝丫间飘然落下，铺在褐色的细沙上。一股黄烟兀地卷起胡杨叶朝我扑面而来，呐喊着：江南人，我会来看你的。时候没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