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黄一璜先生《中国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一文后，写了一篇《是摄影界自恋，还是你的自卑》拙文，寄给报社后，又觉得还有些要紧的话要讲，于是又写了这篇，提出如下设问：

    一是老一辈摄影人的“双重自恋”症，还是你对“自由哲理”的诡辩

    不能更改的是已逝的历史，可能更改的未至的选择”，这是黄文中颇有哲理的两句自白。可是你在文中指责一些“前辈”，“翻箱倒柜找出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纪实性老照片，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是一群化装舞会上的舞者”把本来想通过这些真实镜头告诉后人了解一下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确实存在过的荒谬真相，从中吸取教训有所教益，不再重蹈历史上的错误。无论怎么说，总扯不上“双重自恋”这顶帽子吧！然而你在文中的结论是：“这些前辈们总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自己的作品最棒，不对的总是别人……从没有想找找自己身上的原因”（你听谁说的，是你自己强加于前辈的吧）。进而还要审查一下拿出这些老照片的前辈们，在那个你死我活的特殊年代里，“你当时是以什么面目（身份、派别、立场……）出现的，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是倒皇，还是保皇），以怎样的心态（关心谁，观点如何），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宣传的是什么思想……一个摄影评论者俨然扮演起那年代的“组织部长”角色来了。

    二、是难得的历史资料，还是追究责任的整人证据

    运用摄影手段，反映现实，保存史料，是古今中外摄影史上通用的行业法则，不管你信守何种主义，抑或崇拜何种信仰，纪实照片的功能就是为当代、为未来服务的形象化工具。如果把摄影人的职业分工与人性良知捆在一起审视，就无法保存公正的历史资料。比如当年首批冲进唐山大地震执行拍摄灾情任务的摄影记者们，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地拍到灾情的实况，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央决策部门反映灾情。如果照黄文的观点，就应该指责：你们这些拍照片的良心何在，为什么不去救人，难道看着一个个嗷嗷待救的人们在痛苦中死去吗？表面上看挺有人道主义，实际是一种更大的害人主义。

    在评论历史照片的时候，离开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仅凭个人的好恶，再高明的评论家也不能作出公正的评论。甚至还会被黄先生作为追究“前辈”责任的一种证据，岂不乱套了吗？

    诚然，对于史料照片的应用，不同立场的人，不同的政治团体有不同的用法。拍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鬼子，他们那时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天皇效劳，炫耀他们的成绩，决不会想到这些史料若干年后必然成为中国人民包括日本国内以及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证据。

    同样，新闻摄影的自律意识历来是媒体强调的基本法则，新闻不是有闻必录，如何报道都是由报道者的价值观决定的。去年4月21日《成都商报》刊登了一幅从互联网上载下的北约在4月19日发布的《飞机下蛋》的侦察照片，照片显示的南军把作战飞机隐藏在贝尔格莱德民用机场的客机阴影下，当然是一种事实。但其目的显然是为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机场寻找借口制造舆论。而我们的报道，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刊登了，不正是在为虎作吗？按照黄文的观点这有什么关系，新闻照片就是要拍得（或用得）“与众不同”，否则只相信自己的作品，就是“作品自恋”。请问一个对自己的作品失去自信心，对自己从事的摄影事业失去自爱心的摄影人还能有进取心吗？当然，我们反对固步自封，反对骄傲自大，但决不能不由分说地满脑子的自卑自负。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只有这样，未来的取向才会更接近正确。

                                     （原载《中国摄影报》200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