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睁开疲惫的双眼,看到的不是温馨的家,而是医院惨白的四壁，我想：周芬是在出演莎士比亚的哪出戏？当我转过头时眼前看到的是我的丈夫和姐姐，噢！周芬不是在演戏而是真真实实、的的确确患了重病。

   生命的乐章

 
    生命就像音乐一样，时而高潮，时而低弱，时而强悍；生命就像交响乐,你能感受交响乐,就能感受那绚丽多彩的人生。

   我曾经是空政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那时认为舞蹈是我唯一的事业，也是我唯一的追求。然而，命运总让你对它进行思量，1990年裁军一百万的命令下达后，我脱下军装，回到了养育我的故乡—温州。

    温州亦有我开花的土壤，温州少艺校校长池渌找到我，让我给少艺校的孩子们上课。紧接着少年宫、文化宫、温州舞蹈家协会的培训班以及温州大学的五年校庆都让我去传授舞蹈，真是红极一时。然而文化宫的一场汇报演出，使我对温州的舞蹈水平失去信心。也许，那时太年轻，经受不住打击，轻易地就甩手不干了。

   此后不久我遇到了温州的一些摄影家。第一次和他们接触是让我作为他们的摄影模特出现在他们的镜头中。当第一个回合结束时，我收获的是一大堆漂亮的肖像照，真没发现自己有这般美貌，于是对摄影所反映出的生活的美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第二回合中，我便拿起了自己的照相机，跟在摄影家王曙身后，对镜头中显出的每一个美妙的画面都惊叹不已。渐渐地我对摄影着了迷，当然，摄影也给了我足够的回报。我拍的《不服输》在华东地区海陆空摄影比赛中获得金奖,紧接着,我的作品《屈居第二》又在全国第二届妇女摄影大赛中获得金牌。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震撼。于是乎更加着迷了。但是，摄影艺术是一项花销很大的艺术，每次创作都要为它付出精力和财力，我们不得不思虑钱的问题。为了能够给我热爱的艺术摄影提供充足的资金，我迫不得已下海经商了。

   带着实现我的理想的愿望，我又回到北京。这次进京同12岁进京时一样带着梦想，只是这回不是梦想当一名舞蹈家，而是梦想成为商海中一名不败的勇士。北京是熟悉的，可以说是的的第二故乡了，于是带着必胜的信心我进入不太熟悉的领域，穿梭在西单的购物中心、王府井百货大楼、前门商场，倾刻间这些大商场中都有了中外合资温州三鹰鞋业有限公司的销售点，进货、洽谈、结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的我很有信心，也很知足。一个才25岁的女人拥有丈夫，又拥有了事业，体内又悄悄地蕴育着一个小生命，我感到人生是多么完美、多么幸福。

   然而，就在孩子快出世的时候，我脖子上长出了淋巴结，丈夫带着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发炎，开了青霉素等消炎药，但我怕打针吃药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拒绝了。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肿大的淋巴结，这时医生产生了怀疑，给我做了磁共振、切片，结果发现有癌细胞，但我并不知道，丈夫只告诉我，我们要 马上买机票到上海生孩子。我感到莫名其妙，我问丈夫这是为什么？他告诉我，这个淋巴结跟生孩子有关，生孩子时可能有危险，温州没有好的医疗设施，到上海生孩子才会安全些。我依了家人的安排，但我还是从大家慌张的神色中猜出自己可能得了什么重病。也许是我太紧张了，就在出发的那天早上，我感觉肚子疼了，丈夫把我送进了温州一家医院，经过几个小时难以忍受的疼痛后，我生下了个胖小子，但这时我却累得奄奄一息。一天，医生把孩子抱给每位母亲，我正想递上乳头给儿子喂第一口奶时，我丈夫却一下子把孩子夺了过去，说：“医生现在不让你给孩子吃奶，你马上要吃些药。”我惊呆了！这样在医院刚住了四天，全家人就急着送我去上海，我哭着苦苦央求家人：“让我再看儿子一眼吧，让我坐完月子休养几天再去吧！”然而，家里人和我丈夫早早买了机票让我马上启程。我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演员，演了一回“生孩子”，孩子生下后，既没有给吃一口奶，也没有让儿子在我的怀里睡一宿觉，我感到母子情被生生撕裂的剧痛。

    到了上海，为了不让我和周围的病人接触，我的丈夫和姐姐左右在我的身旁。也因为刚生过孩子，疲惫的我也无力顾及周围的一切，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不久我的脖子上又发现了一个淋巴结，医生着急了，马上给我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当时我不知用的是什么药，是为了什么。化疗期间，我食欲不振，头发脱落，一个疗程下来我的病情明显得到了控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化疗。化疗结束时我的白血球只有3800，我休息了十几天，当白血球升至5000时，漫长的放疗生涯便又开始了。我的哥哥特意在医院外租了房子，由我丈夫和姐姐每天守护着我做放疗。并固定一位医生，她几点上班我就几点去放疗，他们这么安排是让我不要和病人们接触，不让我知道我患了癌症，他们真是用心良苦。

   就这样，我成了“囚犯”，我没有发言权，没有行动自由，不允许我提出任何问题。是的，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也在痛，他们为了我的“囚禁”也失去了自由和欢乐。放疗过程中，我的口腔开始发炎，起了无数个泡泡，任何食物都无法从口里经过。那时是6月份，只能把酸奶的吸管放至喉咙边直接灌进去充饥。为了增强体质，不让白血球下降，医生建议吃甲鱼，可是怎么能吃得下呢？我丈夫跑到菜场买甲鱼，我姐姐给熬成浓浓的汤让我用吸管喝下。每天早上起来，必须用冲洗器把我鼻子里的堵塞物冲出，否则鼻子开始堵塞，无法呼吸，那种难受劲真是难以言表。后来，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一个多月过后，我一摸后脑勺，头发掉了一半。口干得要命，这些难以忍受的反应是常人无法体验到的。 放疗期间还要用紫药水在脸上划上格。一个曾经还觉得漂亮的脸蛋，现在被画得像京戏中的大花脸，大花脸还是艺术给它的装饰，可当时我的脸像被哪一个巫婆画成了可怕的鬼脸。曾记得一次我在路上停歇喝水时，一位不明就里的老太太问我，“孩子你这是信什么教？”我笑笑无言对答。

   在医学上我是个门外汉，此前从没听过化疗、放疗，也不知这是治什么的。因为年轻时身体很健康，从没有上医院看过病，有点儿小病小灾，都是在空政歌舞团的医务室看看，从没接触过大医院。记得有一次我们稍去早了一点，放疗的医生还没来，我们坐在放疗室门外的长椅上等候时，有位60多岁的病人在发表议论，他说：“虽然我们都是癌症患者，不过没关系，只要到了上海五官科医院，就有救了。”天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患了绝症—-癌。老天爷！怪不得在放射室的门上面写着钴60，记得小时候看日本的电视剧《血疑》就是女主角不小心闯入了父亲钴60的实验室，结果得了白血病一命呜呼了吗。天啊！我也正在接受核武器的挑战，那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能否获胜呢？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无数问号？我又将如何对待人生呢？

对生命的许诺

    几年的磨难、几年的痛楚、几年的悲伤、几年的徘徊，我深深地体验了人生，体验了同龄人无法拥有的一片沼泽地，渐渐地从苦味尝到了咸味……

    我看到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语言一天天的丰富起来，我明知时间并没有因为周芬病了而走得慢些，依然飞逝而去。我却还为自己能变成一个健康的人而天天奋斗！我不知道命运对于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公平！

   散文诗人赵丽宏说：“对一般人而言，痛苦和磨难是生命的浪费，而对作家，这却是财富。”那么，我的痛苦和磨难又将是什么呢？我想，是让我学会忍受孤独、学会拥有坚强的毅力和战胜困难的决心，也许，上天是想让我经受磨练，才让我年轻的生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应该说这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而是让我更多地体会人生的苦涩。人生本来就是喜怒哀乐、甜酸苦辣，为什么当苦涩来临时不去体验一下呢？我又重新加入到温州原野艺术摄影沙龙中，我想用镜头里的美把自己的痛楚和悲伤忘在脑后，我靠爬山越岭接触大自然增强自身的体质。我的心不再去考虑自己是个病人。我以潇洒的心态面对绝症。于是，沙龙的每次会议我必参加，在摄影沙龙里我得到了关怀、得到了欢乐、得到了自我。

   每次下乡采风时，我不能做到和其他成员完全一样，因为我时常力不从心。可是每次遇到困难，都会有人伸出援助之手。难攀的山涯他们会轮番背我、拉我；难行的路他们会借来板车推我。他们是在鼓励一个生命、一颗心。

   有一次，我们去青田县的湖边、人宫、巨浦、范村、城门采风。在城门的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门口遇见一个小女孩。我们进去一看，破旧的戏台上面摆放几口棺材，下面放着几张破烂桌椅的地方就是学生们上课的地方。天哪，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门口还坐着一个痴痴张望的不能上学的孩子。见这个小女孩那么纯朴、天真，我们就把她叫过来做我们的摄影模特。我问“你多大了？为什么不去上学？”她告诉我：“有11岁了，家里没钱，上不起学。”我又问她上学要交多少学费？她说30元。30元钱，就30元钱，如今的年代30元钱交不起？我感到心隐隐作痛。这时候一大群围观的群众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我终于弄明白了，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小女孩名叫张小芳。生父被车撞死后，她母亲便带上她和姐姐、弟弟改嫁到继父家里，然而，祸不单行，生性贪酒赌的继父不久就用砍柴的斧头把妈妈的腿吹去了。不幸的妈妈幸亏有村里的百姓的帮忙才得以保住了性命。暴虐的继父当然被关进了牢房。30元钱对小芳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多么无辜的孩子啊！童年的欢乐，父母之爱，受教育的机会……这一切离她多么遥远啊！我想一定要帮帮这个孩子，让她重新获得童年的欢乐，让她像千千万万的孩子一样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我同沙龙的全体成员商量把小芳带到温州去上学。后来，经过一番奔波，温州市营楼小学的校长蔡炳森免费接收了这个学生。我们沙龙的全体成员又纷纷解囊赞助了小芳及其家人，这个失而复得的小女孩激动地喊我“妈妈”！

    1996年7月份，我们原野艺术摄影沙龙参加了在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艺术摄影研讨会，来自祖国各地的摄影家们云集在一起，对艺术的火热追求让大家心情激荡。700多人相互交流、学习、欣赏。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温州原野沙龙的摄影家带上大瓶的矿泉水、毛巾被、小食品爬上还没有修复的金山岭长城。为了拍摄日出日落，大家就在长城上过夜。那些来自历史的、大自然的、宇宙的空灵、浩翰、雄壮乃至缺憾之美不身临其境是感悟不到的。当举办研讨会的摄影家朱宪民老师、尚进老师知道我的事后，让我即席发言。我诉说了我与疾病抗争的经历，最后我说：“只要我能扛得动像机，我决不放弃摄影创作。”与会代表给予了我长达10分钟的掌声。掌声似爱、理解重千斤。

   会后，中央电视台的同志采访了我，编辑成专题片《红尘》（上、下集），在《东方时空》中播出后，我收到来处全国各地的来信200多封。我很感动。在回信时最后我都要写出上“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

  没有生命，哪有艺术。没有艺术，生命价值何在。病后的艺术创作是我的精神支柱，1995年第三届的全国妇女摄影大赛我的作品入选了，没获奖，但我更加看重艺术创作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也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最痛苦的不是病痛，不是吃药、打针，最痛苦的是力不从心。有时，脑子最清醒时就想着要去做什么，还有什么应该去做完。天啊！想的好好的就是做不成功，这种力不从心，我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有一次我独自在家，打开了音响，从音响里传出了音乐。突然，我特别想舞蹈，于是，我随着音乐，不由自主地舞蹈起来。顿时，我的泪水似大海涌出了我的眼睛。我无法克制地随着音乐的伤感。舞起那僵硬的臂膀。我想，飞奔起来，旋转起来，可是，我无能为力，力不从心——我回忆起我的排练厅，回忆起我在排练厅里的随心所欲的翩翩起舞，有过多少欢乐，有过多少羡慕的目光。这一切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梦想，一个故事？我马上关掉音乐，收回了思绪，忆起小时候在排练厅里，我的主课老师罗秉钰。她当年身体也不很好，有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她突然晕倒在排练厅。是的，几天来，她的身体一直很弱，但是，她不摔倒是不会停止给我们上课的。老师的这种精神，在我幼小的心里烙下一个深深的印痕。致使我这几年在遭受磨难，无力抗争时，会时时想起我的罗老师。

   虽然我努力与癌症抗争，但是放疗、化疗后产生的后遗症和病痛一直折磨着我。眼睛复视（即重影）；声带麻痹（致使难以发出声音）；后背和两个肩膀疼痛；神经的萎缩，致使手臂难以抬起；牙齿松动，无力咀嚼，甜的、热的、凉的、酸的、硬的一点者不能接触；没有唾液，必须要用汤和水才能使食物下咽；全身无力。耳朵嗡嗡响，耳朵内部的音响丰富极了，低音是大鼓的雷鸣声、高音是箫的独奏曲，还加上无数只小虫在演奏着合声，尤其深夜它们会更努力地演奏着，于是，这三年多来，他们一直是我忠实的乐队。简直是度日如年啊！作为一个病人，作为一个哪里都不舒服的病人，在夜深人静时，在那万物安息时（病人有时不能受控的，什么时候难过，什么时候需要人照顾，是没有一个规定时间的），这时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够安抚我心的人。但是，我只能独自承受，只能去告诉上苍，于是，我用眼泪和大声痛哭去解脱，因为，我不想被人发现，不想让任何人承担我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在这期间，我当然也想到过死，一死了之，我不会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在一个人不该死，却可能要死的情况下，我想了很多很多。如果我的身体比一个60岁的老太太还不如，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有什么欢乐可言呢？于是想到不如早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还这么年轻，我的孩子还只有三岁，我的父母还刚刚到子女自立的阶段，我本该孝敬他们。我自问，我就这么离去吗？我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养育之恩吗？我的孩子不是没有了他的母亲吗？于是，我认为死亡不是我的痛苦，而是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丈夫、孩子、老师以及关心我的众多朋友们的痛苦。

   于是，我鼓励丈夫去珍惜他的生命，开创他的事业。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我这个家庭，半个细胞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再连累丈夫，他那半个细胞要好好地利用起来，不要守护我的身体，好好利用年轻的生命，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不要因为我而连累他。所以，他去美国进修了，要是因为我的病而连累了他，我会感到于心不安。爱一个人，就得为他着想，为他牺牲，我只希望他好好学习，努力不懈地去完成他的学业，这对我是最大的安慰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他学业有成，等我能战胜病魔后，绚丽多彩的人生不是可以从头开始吗？

   于是乎，我踏上了华夏智能康复中心的练功之路。1996年11月，我力排 众议，来到了河北唐山的康复中心。虽然一张张都是陌生的面孔，然而让我感到似曾相似，因为，我们带着同一愿望而来。我知道我心中久久寻觅的沃土在这里找到了。患病三年来，虽然在亲人百般呵护下我享受了最好的治疗，然而，周芬无疑是个生命的囚犯。在这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功友们不计吃喝穿戴，日出而做，日落不息，在一种和谐欢畅的氛围中互相关照，互相帮助，我知道人们抱着对病魔同样的憎恨投入到一种寻求健康的实践中去。周芬就是想在这种自我的实践中去寻找战胜疾病的良方妙策。

    1996年10月，本来就难以嚼拌的嘴巴，雪上加霜—－舌头不会动了。正常人是无法想象的，舌头不能动，无法说话，无法吃饭，无法喝水，一喝就呛，连抽吸管的能力都没有…… 于是，我拖着孱弱的身躯投入到练功中去。我在想，病魔怎么来的我就让它怎么回去！我决不能成为病魔的俘虏，病魔虽然折磨了我多年，现在我要去折磨它。经过同疾病几年的抗争，我也慢慢悟出，同疾病作斗争，好比打一场战争，策略上要篾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场战争，是要吃苦的，要费劲的，尤其是做了气功，就要苦练。因为，医生给你治疗，吃补药、打补针，那都是外在给你的，而提高自身素质只能靠自己，身体不像金钱，没钱了可以暂时去借一下，可你没有了身体，能向谁借，就是皇帝也无法去借。所以，打好此战，首先要靠自己。

   我们要战胜，必须要扩大自身的力量，与之战斗。我再一次重新认识了生命，重新认识了自我，依然坚强不屈地寻找着那份对生命最完美的答卷。

 对生命的彻悟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场经过，一场考验，一场对自我完善的奋斗，一场对命运的抉择与抗争，我从一位浪漫少女突然变成了一位成熟的老人。我60了，慢慢来，我能活300岁，我用这种心态平静了我不能相信的现实。如果，不能面对这个现实，真要发疯的。二十八岁，该是一个多么如花似月的年龄啊！该是无休止地工作、无休止地玩耍、该是向事业进军的年龄啊！也应该是回报父母养育之恩、回报老师的培养之恩的年龄啊！而我现在这些都不能做到，甚至还需要别人的照顾。舌头不会动，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只能吃米糊，一个成年人的消耗量用米糊顶得住吗？通过练功，舌头能动了一点，于是，就改为吃煮得烂烂的面条，但正常人能否想象，仅仅这一碗的面条加一点蔬菜要吃上二、三小时。没有一点唾液的嘴里，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嘴巴里那层滑润的、品尝味道的保护膜也放疗照没了，稍微硬一点点的食品，不小心碰上那满口的牙齿，全身就会一阵阵的痉孪。难怪康复中心的同道们一看到我吃饭的样子，他们说：看周芬吃饭的样子，分明是在抗争、拼搏。可我吃上二、三小时，还觉肚里空空的。想起以前是肚饱、眼不饱。可现在是眼饱、肚不饱。人处在一个这样的窘态下还能做什么？对外表的装饰也越来越不重视了，更重视自己的随意和舒适。因为从南方来到北方，在气温上要特别注意，所以为了不受冻、不感冒，我穿上了厚厚的羽绒裤、羽绒衣，头上、脸上围着厚厚大大的围巾，只露出双眼，拿着马扎走向练功场，中心的同道们看到我开玩笑说：“周芬现在扮演林妹妹，不用化妆了。”是的，也许这时的周芬让人看起来太可怜了。我突然觉得，外表的装饰是多么的简单、容易，我可以用一、二个小时就修饰得亭亭玉立，光彩照人，然而要修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艰难，一个人只能在经历甜酸苦辣之后才能知道什么是多味的人生，一个人只有体验到什么是多味的人生后才能成熟。我处在这般境地，如果不用“我60了，慢慢来”的心态安抚自己，这一天24小时怎能过得去？这种体验中的蜕变，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的。回忆起十六年前，我是浙江省唯一考取空政歌舞团的女孩，带着水晶般的梦幻走上了舞台生涯，生命的华彩乐章奏响了。十六年后，我想我可能也是浙江省在这个年龄患有淋巴癌的唯一女性。我想，一个人无论是命运之手将其推至高峰，还是抛入深渊，最终掌握平衡的还是自己。很快我将要列入三十岁女人的队伍，对于女人来说，三十岁已步入中年。中年是人生的第二阶段，走 过了三十个春夏秋冬，也应该懂得掌握季节的变化了。所以，我的计划要在三十岁时举行生日庆典，想必身体一定已经康复。到三十岁时我整整和病魔抗争5年了，人的一辈子能有多少个5年。在这5年里，我一样体验着生活，不能说是财富，但是也经历了一场人生的考验。对于女人永恒的魅力在于涵养，在于内在的气质，容貌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枯萎。而知识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壮大。朋友们，我经过这几年与癌症的抗争彻悟到，应当享受人生与相信生命，所谓享受人生是说人应当珍惜生命及其健康，舍得为生命和健康投资；所谓相信生命是说生命也有低潮的时候，当你不慎跌入生命的低潮中，应当坚信生命重新回潮的，亦如大海潮落潮涨。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朋友们，珍惜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