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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摄影>专题报导  
 
伟人的历史瞬间

——陈云在浙江照片中的故事

 
朱 健
 

    新中国诞生以后,陈云曾30多次来浙江开会、视察和疗养。期间,他对浙江的各项事业给予了正确的指导和热情的支持,他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写成的研究报告和工作意见、建议等,为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上的严谨细致,以及生活中的节俭朴素,给浙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是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现选取陈云在浙江的几幅照片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一代伟人的不朽风范。

                        一、战友相逢  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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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5月1日陈云与毛齐华在杭州相见)

      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陈云在杭州又见到了20年代曾一起在上海从事印刷工人运动,30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一起从事秘密斗争,抗战时期又一起在延安工作的老战友——已担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的毛齐华。

   从青少年开始,两人就有很多相似的经历:都是上海郊县人,都是因家境贫寒去上海印刷行业当学徒,又都是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云1905年出生在上海青浦,4岁时父母先后病故,14岁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书店当店员学徒。毛齐华1903年出生在上海嘉定,也是因父母亲去世后,1921年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工。在著名的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两人已分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在当时“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大旗下,他们曾一起组织印刷工人声援五卅工人罢工斗争。

    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的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1925年8月,陈云被推选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毛齐华是中华书局总工会的秘书长,是新成立的上海印刷总工会的副总务科长。两人曾为印刷工人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福利,一起并肩商讨斗争策略,一起组织工人上街游行,一起带领工人举行罢工等等。以后毛齐华受命去武汉筹办党中央的印刷厂,1927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又回到上海从事中央特科建立秘密电台的工作。而陈云一直坚持在上海,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的3次武装起义,以后在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去江西苏区,红军长征途中被党中央秘密派往苏联。

   讲到抗战时期在延安的一段经历,毛齐华还记忆犹新。1935年,上海党组织被敌人彻底破坏,毛齐华辗转来到延安,以后担任了陕甘边区党委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1937年,毛齐华参加了在延安机场迎接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康生和陈云等人的仪式。由于康生回来后,对白区来的同志采取不信任政策,使毛齐华的工作和身心受到很大影响,但还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当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毛齐华便去找老战友了解情况。

    陈云对他说:“工作上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我们都是老同志了,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的问题不在这里,主要还是你过去历史上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将来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因此你要安心工作。”

   经陈云这么一说,毛齐华才恍然大悟。以后,毛齐华总觉得不到信任,难于开展工作,陈云就劝他说:“历史问题将来总会弄明白的,现在你是不是换个工作,到前方去,因为前方朱总司令很需要人,要中央派干部去。”通过陈云的安排,1939年秋天,毛齐华愉快地来到晋东南太行山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的斗争往事,两位老人无不感慨万千。

                      二、赠送条幅  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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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1月24日陈云将题写的条幅赠送李泽民(右))

   80年代以后,陈云几乎每年都要来杭州。1990年1月24日上午,陈云在杭州的住所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本来,按照陈云“不请不到”的规矩,即使是新春佳节,陈云家中拜年的人也不会很多。而今天来拜年的则有浙江省的主要领导李泽民、铁瑛、李丰平及中共浙江省顾委、纪委、省军区、杭州市委和省市政府、人大、政协的负责人,显然,陈云是有话要讲。果然,大家一来,陈云就拿出一幅事先写好的条幅赠送给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条幅上写着15个大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接着,陈云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

   他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延安的时候,他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那末,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他的体会就是这15个字。他进一步解释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片画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他还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把敌我之间的矛盾作了充分比较研究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陈云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因此,他一生不论做任何工作,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怎样才能搞好调查研究呢?陈云对大家说,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领工作组下乡下厂;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一些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所谓真,就是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讲心理话,他们信得过你,知道你不会整他们;所谓快,就是当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及时发现;所谓广,就是全国各省市各行业都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包括离退休的)。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

     陈云循循善诱的这一番话,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倡导了多少年,但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能象陈云这样领会深刻、实施有方的,在我们党内还真是不多见。他的这15个字,高度浓缩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特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非凡的政治经验和思想精华。大家都能从中深切感受到这位毕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老人的良苦用心。

                       三、学好哲学  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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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4日陈云在杭州云栖与浙江省党政军领导同志谈哲学)

    陈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习哲学。1987年4月4日上午,他在杭州云栖接见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副省长许行贯、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等同志时,用了较多的时间,谈起了学哲学的问题。

   他深情地对大家说,在延安时,毛泽东就主张领导干部要多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当时曾讲过一句名言:“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我们的革命就能胜利。”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就是我们很好的学习典范。毛泽东曾三次与陈云讲过学习哲学的问题。陈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要陈云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有六七个人参加,由陈云负责。当时,学哲学小组集中了一段时间,读了不少书,边读书,边讨论,边联系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比如与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与政权建设、与经济建设等等,大家通过学习讨论,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不少工作上的建议。有的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对当时党中央的决策起了参考作用。学哲学小组的几个人,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或哲学界的著名领导人。

   积多年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经验,陈云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好工作,必须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这就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陈云还根据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实践深刻体会到,学好哲学,大有长进,终生受益。作为一个壮心不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能够传给后来人的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凝结着他毕生心血的这种经验了。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展工作不久,陈云就曾写信给几位老同志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有二:一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有丰富经验,但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带动新干部乃至全党同志都来学习哲学。

   陈云强调指出,自己在延安那段时间集中学习哲学,得益匪浅。学哲学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对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哲学,领导干部学习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可以把握革命运动,指导实际工作。他最后着重指出,“学哲学很管用,打仗也好,搞建设也好,都用得上。学好了,一辈子都受用。”

                     四、书信往来   鼓舞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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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给毛泽东写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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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给陈云的回信)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批评了有些同志提出的不同意经济指标过高的意见。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6月,陈云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至次年5月,陈云一直在为扭转全国性的高指标、浮夸风的局面而努力。1958年底,毛泽东对全国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有所感悟。期间,毛泽东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干多次给予肯定,认为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      作、财经工作比较好。“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

   1959年5月,因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使陈云的心脏病复发。不久,经毛泽东同意,陈云离开工作岗位,去外地疗养。

   这期间,国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7月2日至8月16日  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会议中途却由纠“左”变成反右,集中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右倾思想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不彻底批判和克服,贯彻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的。自此,毛泽东从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中断,“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和全国各地展开,“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陈云虽然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在事后看到了庐山会议的材料,这件事情对他触动非常大,他有很多话要说。

   他开始一边休养,一边利用机会在山东、东北、江浙沪一带搞调查研究。12月,陈云正在杭州养病,正好毛泽东也来到杭州,他这次是组织了一个读书班子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想当面向毛主席反映最近就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同时汇报一下自己身体的恢复状况。陈云在信中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现在可以走两千米达(四华里),但是与今年四月下旬上海会议后在杭州休息半个月时比较起来,还没有恢复到那时的康健情况。……今年五月廿三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30日,毛泽东给陈云回信说:“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的回信,是对陈云战胜病魔的鼓舞,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全国形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五、关心农业   抓好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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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1日陈云与铁瑛在杭州庆五一联欢会上交谈)

   80年代,当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铁瑛在杭州曾多次向陈云汇报工作。期间,陈云询问最多,关心最切的问题,要算省里的农业生产情况。一次,陈云对铁瑛说:“铁瑛同志,农业是基础,要抓好,中国地少人多,靠向哪个国家买粮支援我们都是不行的。你当省委书记,这个工作一定要抓,要重视抓吃饭问题,各省都要重视抓这个问题。主席在世时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对农业一定要重视。有人说粮食过关了,我看,我们这一代,包括你铁瑛同志,不能说粮食过关了,全国平均粮食才多少?就是到了2000年,也不能说粮食过关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嘛!”

    当铁瑛向陈云汇报了当年浙江的粮食收成后,陈云说:“不能向农民征收过头粮,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多征两亿斤粮食,就是返销三亿斤,农民也还是感觉紧张,觉得不够吃。” 重视调查研究,讲实事求是,这是陈云的一贯品格。他在与铁瑛的谈话中,讲到了60年代初,全国“大跃进”时期,他曾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农村搞社会调查。那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浮夸之风,“公共食堂、大锅饭”的共产风,如风助火势,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河南、四川、安徽等省的广大农村饿死了许多老百姓。中央发现问题,准备纠正。陈云去调查时,当地的公共食堂已经解散,他发现,生产队集体猪栏里养的猪,个个皮包骨头,又矮又瘦,而一些社员家中私人养的猪,却长得膘肥体壮。陈云觉得蹊跷,这种时候,人都饿肚子,猪当然也是饲料不足,为何同样的条件,社员家里养得猪就长得肥呢?!他挨家找老乡聊天,仔细调查才弄清:原来,社员家中打油买盐扯布买线的钱,除了靠养几只鸡下蛋卖,就是靠自家圈中允许养的一头猪多卖几斤肉钱。这是一家的银行呀!

   陈云当时发现,农民们去河里捞水草,去地里挖野菜给猪当青饲料;没有精饲料喂,猪不长架子,不长膘,全家老小出动,去水田里抓泥鳅,河沟里摸螺丝,抓青蛙,煮熟了喂猪……。而集体养的猪,谁上这个心呢,干饿着,怎能长肉嘛!

    回到北京,陈云就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建议中央批准社员个人养猪。依据调查,后来他又提出恢复农民自留地,城市供应高价粮、高价油、高价糖等克服自然灾害带来困难的具体办法,这一项项当时都被中央采纳了。

    陈云接着又坦率地说:“过去我在嘉兴、青浦搞过调查,我是不赞成一年三熟制的,赞成两熟。现在这样看来,浙江三熟制还是好的,是可以的。”

   1984年全国粮食收成普遍比较好。一天,陈云在杭州与铁瑛谈话时,仍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他说:“铁瑛同志,当百姓的父母官,什么时候都要牢记这个道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至今我们不能说粮食过关了,按我的经验,10年中,往往是4年平年,3年增产,3年歉产。今年丰收了,哪有每年都丰收、增产的道理呢?!不能再折腾了,要重视农业,重视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我们的财政应该是,一是吃饭,二是建设。首先保证吃饭,另外建设,看每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光搞建设,群众生活过不去了,这是不行的。”

                       六、不接不送  简朴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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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一天,陈云在杭州汪庄婉言谢绝浙江警卫局同志为他三餐加菜)

    陈云一生的俭朴生活,是有口皆碑的。“不接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对自己也是对地方领导干部迎来送往立的一条规矩。他反对繁文缛节,每次来杭州,他都不准浙江省和杭州市的领导去机场迎送,在杭逗留期间,也要求他们“不叫不来”。陈云在杭州外出时,从不坐进口轿车,总是坐国产红旗车。他外出不搞前呼后拥,只带秘书和几个随身警卫,车辆也是最少的。陈云来杭州,每次都要带上他的三件宝:一是延安时期就跟随他的一只旧皮箱,这只皮箱用了几十年,连皮制襟襻、拎手都断了;二是一台老式苏联制造的放音机,这台电子管的“老爷货”又大又重,是陈云专用来听评弹用的,在杭州坏过几次;三是一条薄薄的旧棉被,这是他外出临时随身盖用的。

    他的穿着也极为朴素,每天总见他身穿一套中山装,脚穿一双老皮鞋,天冷外出时再加一顶兰布帽,一件旧皮袄。他对住宿的标准也是非常普通。有一次宾馆想给他换一个美国产的马桶,他说:不要了,还是用国产的。他每次来杭州,随行的亲属除了夫人于若木外,他一般不带子女在身边,平时对子女的教育与要求,也是很严格的。陈云吃饭十分简单,逢年过节也不例外,他在杭州期间,从不见他吃请,或请别人吃饭。

    在杭州时,陈云的三餐很简单:早餐,豆浆一杯,面包两片加少许果酱,咸花生米一小盘;中餐,米饭二两,炒菜两盘(一荤一素),荤菜经常是两段带鱼或一个猪肉丸子,素菜一般就是青菜、扁豆、小白菜、萝卜等;晚餐,米饭一两半,炒菜两盘,一盘豆制品,一盘蔬菜。另外,中、晚餐他从不喝汤,除了早餐吃两片面包外,也从不吃任何面食。一次,杭州的厨师说陈云的饮食太简单,标准也太低了,提出要给他做几样杭州名菜吃。陈云听说后马上讲:我已经习惯了,还是吃我原来的那一套不变。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请你们给我做几样家乡菜吃。陈云提出的家乡菜就是3种:一个是蚕豆泥,就是把蚕豆煮熟后剥去外壳,用勺子压碎并拌成泥状,然后放盐、油、味精在锅里用小火稍炒一会儿。二是笋干煎豆付。三是炒鳝鱼丝。南方稻田里就产鳝鱼,价钱也不贵。这几样菜,都是陈云幼年时就喜欢吃的。那时,他因父母早亡,被舅父收养,舅舅家开了一个小饭铺,舅母经常做这几样菜。因此,陈云对这几样菜有深刻的印象。

    陈云对自己的生活标准要求非常低,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七、现场纠风  科学办事image

 

            (1958年12月16日陈云亲临杭钢合金钢车间工地事故现场视察)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跃进’的热潮。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泛滥。在这样的形势下,刚刚建成1号高炉和1号转炉的杭州钢铁厂,突破了原来的建设规模和规划,根据上级的要求,土法上马,立即开始了建造100座小高炉、100座小转炉和100座小平炉的系列工程项目。

11月13日上午,杭钢合金钢车间正在集中力量“放卫星”:力争提前拿下车间整体结构工程。屋面上42名工人在紧张地操作,车间里9名土建工人在起劲地挖炉坑,另有10多人在紧张地吊装设备,一派忙碌景象。9时40分左右,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天塌般的巨响,8间屋架如同“多米诺”骨牌,从南到北,瞬间全部倒塌。死亡18人,伤10人。新中国建立以来,浙江省工业建设中前所未有的一次恶性事故发生了。

电波很快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中南海,震动了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层。

12月23日至26日,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现场会议在杭州召开,各省(市)负责同志和有关单位领导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陈云提前来到杭州,于12月16日,率会议代表亲临杭钢合金钢车间工地事故现场视察。

雨后的半山,天色阴沉,工地的道路上,经车马行人的辗压,泛着褐黄色的泥浆,一片泥泞。陈云向陪同的浙江省副省长吴宪和杭钢党委的负责同志详细询问了发生事故的有关情况,并不时关切地询问事故抢救和善后处理情况。

    不久,全国基本建设工程现场会在杭州饭店小礼堂举行。陈云主持了会议。在会议召开的4天时间里,他两次作重要讲话。在当时严厉批评反冒进,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的历史条件下,陈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量,在讲话中自始至终以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基准,指出,“不能把科学当成迷信去破”,要“按照正规的设计程序办事”,并谆谆告诫“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引起全国、全党的注意”,“使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作业从此向好的方面发展。”

他还针对在“大跃进”中普遍存在的头脑发热现象,意味深长地叮嘱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自己的“本领不大”,应该从错误中取得经验,练出本领。他说,这不是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而是实事求是的问题。

杭州的事故现场会,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59年1月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59)21号文件批转了陈云在杭州现场会议上的两个讲话纪要,指出:“提高工程质量,这是一件必须引起全党严重注意的大事。”陈云关于基本建筑要注重质量的观点和主张,对于扭转当时全国基本建设的被动局面,甚至对全国工业建设的健康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九、珠落还起  运筹帷幄image

 

(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玉泉公园茶室打算盘)

 

1978年秋,陈云在杭州休养。一天上午,陈云散步来到杭州玉泉公园,一阵噼噼啪啪打算盘的声音吸引了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公园茶室的一位女会计正在算帐。对算盘情有独钟的陈云,不觉一阵手痒,自己已有多年没摸过这个“老伙计”了,真想拿过来一试身手。

原来,陈云14岁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当学徒,后来又当店员。在此期间,打算盘是每日不离的业务。因为他勤奋好学,当时练就了一手熟练打算盘的技巧。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面临着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陈云又以懂经济,善管理,成为统帅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之一。当时,在老—辈革命家中,能熟练运用算盘的并不多,陈云确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那个计算机尚未发明的时代,懂得珠算、能熟练地使用算盘,在经营管理方面无疑是一大优势。

曾有老同志回忆,在陈云全面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在他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到噼噼啪啪的算盘声。正是在这噼噼啪啪声中,

一组组重要数据被核实、被调用,从而使中央的一项项财政工作的重大决策出台找到了最科学、最实际的依据。自此后,陈云总认为算盘用起来方便、快捷,这门技巧便一直舍不得丢掉。

这时,陈云轻轻走过去,十分谦和地对那位女会计说:“你的算盘让我打一下可以吗?”女会计开始并不理解,心想这是什么年头,还有人会稀罕算盘。转头看是一位彬彬有礼的长者,就起身让道:“可以,请打吧。”陈云坐下来,十分熟练地打起算盘来。

那位女会计看陈云算盘打得如此熟练,开始还以为他大概是位老会计,便佩服地用杭州话夸耀道:“老同志,你的算盘打得真好!”

陈云也忙用上海话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

此时,公园领导也赶来了,当大家得知这位长者是中央首长时,都表现出非常的惊讶:中央领导还会打算盘?

就在陈云打算盘时,一位跟随陈云到公园散步的工作人员将这个情景拍入镜头。1981年1月,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先生看到了陈云这幅打算盘的照片,惊叹之余,还赋诗一首,刊登在当年《财政杂志》第3期上,诗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不仅赞颂了陈云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还巧妙地把陈云一贯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精神概括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