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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1959年9月23日《浙江日报》复印件
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也是我对一户农家进行跟踪摄影50年。50年前,叶根土一家五口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在8平方米的住屋里,全家蜷缩在一条破旧棉絮里。这个场景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在眼前。
1949年12月,我从杭州新闻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浙江日报社担任摄影记者。我第一次下乡,来到嘉兴县农村采访,路过七星乡二村村口时,忽然听到一阵动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循声细看,原来是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晒场上蹦蹦跳跳地唱歌。见他们穿的是用破布旧絮拼合成的衣服,腰间还扎一根绳子,以防破布旧絮一块一块掉下来,我心里很难过,就想给他们拍一张照片,把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深重苦难记录下来,让他们长大后能看到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也能使后人了解旧社会是怎样一副烂摊子。未料这时,孩子的父母从屋中出来,我就提议给他们拍一张“全家福”。在拍摄中,我才知道这一家的主人叫叶根土,是雇农,他的妻子叫高阿二,桂凤、兴富、兴友是他们的孩子。我把这幅照片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若干年后这幅照片成了跟踪摄影50年的奠基之作),盼望这户人家有朝一日能过上幸福生活,到时我再去采访他们。
1954年秋后,我意识到叶根土一家可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生活,便专程赶到七星乡。到乡里一打听,叶家早搬走了,而且不知去向。此后我多次到七星乡打听,终于有一次碰上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根土是逃荒来嘉兴的,现在攒了点钱,带着全家回黄岩原籍去了。我又赶到黄岩,通过许多基层干部分头寻找,终于在1959年9月找到了叶家。我拿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他们看了半天都不敢认那上面站的是自己一家。我趁兴拍了叶家的“新全家福”。
这张照片引起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的兴趣,亲自为照片拟了标题——《一户人家十年间》,并配诗发表在十周年国庆节前夕的《浙江日报》上。
1962年9月5日,我收到叶根土的一封信,请我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看完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不是一般的喜事相邀,而是一个翻身农民要我这个记者去看看他们今天的新生活。为了表达和这位农民同样的愿望,我带着《一户人家十年间》照片作为礼物来到根土家里。女儿出嫁那天,根土就把这组照片作为给女儿的最珍贵的陪嫁品,嘱咐她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党的恩情。这感人肺腑的新事,后来成了我拍摄《陪嫁的“传家宝”》的内容。照片在浙江日报发表后,反响热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妇女》杂志等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了短评和评论员文章。后来,这幅照片被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
此后,我计划每隔5年写一篇跟踪他们的报道,把老照片中5个人的生活经历,每人写一篇专题文章,反映叶根土一家在新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停止了采访,叶根土也于1974年去世。直到1978年12月,我再赴黄岩县焦坑乡,写了一篇《一曲难忘三十年》的文章。1984年,叶根土的大儿子叶兴富担任了嘉兴市运河农场七分场场长、党支部书记,我采写了《历史的一页》。1989年10月,我又采写了《一户农家40年》。1994年2月9日,中央电视台邀请我参加春节晚会,并把我40多年拍摄叶根土家的四幅“全家福”照片作了现场直播,向全国电视观众介绍他们由穷变富的经历。
1999年春节后,我专程到黄岩茅畲乡叶根土女儿家作客。解放初期带领弟弟唱“解放区的天”的小姑娘叶桂凤,如今做奶奶了,领着孙女在新建成的楼房下晒太阳。她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的穷山沟也变样了,你看,这幢楼房多好呀!全靠几个儿子打工挣钱,造起这幢楼房。你也知道,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经济落后,如果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还住不上楼房呢!”桂凤手舞足蹈地向我介绍穷山沟的变迁,我越听越高兴。次日早晨,我和桂凤到凉棚岭村,看望她母亲高阿二。老人身体十分健康,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快到正月半了,今天我做元宵,我们一起团团圆圆!”
5月中旬,我又到嘉兴去看望桂凤的弟弟叶兴富。兴富的妻子王凤珠,见我到来,忙着烧饭做菜。她是嘉禾饭店的服务员,一年四季笑口常开的热心人,圆圆的脸,一副“福相”,与她婆婆相比,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人。1950年初,我见到她婆婆高阿二时,心中一惊,26岁的少妇,比她现在的媳妇还要老得多。当时,我以为浙江也出了一个“白毛女”,原来高阿二在旧社会身患重病,却无钱求医,凄惨形象至今使我难忘。
王凤珠告诉说:“最近又搬进了新房子,女儿叶琪琪考进杭州百货公司嘉兴分公司当营业员,儿子在民丰造纸厂当工厂,全家年收入达到25000元以上。”我对叶兴富说,你童年有多苦,如今全家穿着入时,看看也舒服。兴富笑着说:“看看我家一张老照片,对照我们现在的吃穿住行真是大变样,都靠党的领导好!”
到目前为止,我对这户人家先后采访100多次,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在50年间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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